在先立后破中加快数字化的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是推动产业体系转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引擎。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格外的重视下，数字化的经济慢慢的变成了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量。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增速连续11年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数字化的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41.5%。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做好2024年经济工作提出了“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总体要求，特别是将“先立后破”上升至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及统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全局的高度。“先立后破”的核心就是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通过培育壮大增量调整优化存量。以“先立后破”的方式加快发展数字化的经济，是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应有之义，是遵循事物发展规律、扎实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体系升级、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

  数字化的经济是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融合应用为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重要推动力的新型经济形态。与传统经济形态相比，数字化的经济具有数据驱动、网络效应、规模效应、互惠互享等核心特征，包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大内涵。其中，前者是指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产品生产，是要积极“立”的部分；后者则是指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是要在立的基础上应对“破”的问题。

  所谓“先立”，就是以数字产业化为基础，主动培育新动能。数字产业化强调通过数据资源活化和数字技术创新培育新的产业形态，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国际产业竞争的前沿阵地，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需要“立”的增量部分。2022年，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9.2万亿元，在数字经济中占比18.3%，同时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高地、数字产业集聚区和数字产业集群。这些数字产业集群往往以有突出贡献的公司为主体，具备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较强的技术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以及较为成熟的产业生态，为推动我们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所谓“后破”，就是以产业数字化为契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产业数字化强调融合数字技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引导传统产业走出粗放式增长模式，通过改造传统动能、逐步淘汰落后产能，提升传统产业的产出效率和综合竞争力，是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破”的存量部分。随着我国在算力、算法、数据量和人才等方面的不断充实，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已经涵盖了智能制造、智能交通、智慧物流、智慧医疗等丰富场景，数字技术正在成为推动传统产业全方位、全链条改造的重要工具。

  在先立后破中发展数字经济是辩证统一的过程。数字产业化为产业数字化提供数字基础设施，是产业数字化的先决条件；产业数字化为数字产业化积累数据要素、提供应用场景，是数字产业化的重要动力。坚持先立后破，就是循序渐进地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新引擎，为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提供新抓手。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数字经济整体规模仅次于美国，多年稳居世界第二位，涌现出不少领先的数字平台企业和数字经济创新企业，研发出许多数字前沿技术和核心专利。但从数字经济发展的国内现状和国际格局来看，我国仍面临亟待取得突破的重点任务。

  一是由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加快数字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要兼顾高端引领和行业落地。一方面，我国数字经济产业链存在薄弱环节，特别是一些数字关键核心技术存在“卡脖子”困境，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阻碍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国内不同行业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水平差距明显，不利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可见，先立后破有助于补齐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短板，以数字技术创新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二是全球数字经济博弈愈演愈烈，加快数字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要立足自身国情、紧跟国际前沿。随着数字全球化成为主流发展趋势，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呈现中美欧三足鼎立的格局，数字博弈成为大国博弈的新焦点。中国数字经济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商业应用和覆盖层面，但与美国相比，在数字经济前沿技术方面仍有一定差距，数字治理尚不能与国际高水平数字规则完全对接。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在先立后破中加快数字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对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第一，面向数字经济博弈新焦点，利用多种政策工具支持数字技术领域攻关，加快发展具有战略优势的关键技术和核心产业，形成特色数字产业集群。数字产业化的“先立”要求切实加强关键领域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既有的税收优惠、财政补贴、产业引导基金等支持政策，加快智能传感器、集成电路等关键技术研发攻关，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新型制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结合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和产业特征，开展前瞻性的产业规划与空间规划，围绕数字经济核心企业，搭建多层次的“雁阵格局”创新生态，汇聚优势资源，引导和支持建设一批专业化、特色化的数字产业集群。

  第二，面向数字经济融合新生态，搭建为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的数字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的“后破”需要以数字技术和数字网络设备为支持，而作为数字技术应用场景的综合载体，数字基础设施是更好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改造的重要支撑，且能够在人口、空间等方面发挥组合效应，带动政府、企业、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例如，通过完善“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有助于电子政务系统在内部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基础上，面向全社会提供便捷化的公众服务，实现纵横联动、数据融合、专业深入的数据应用，为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变革提供良好的协作生态。针对一些传统企业在产业数字化过程中“不会融、不能融”的问题，要进一步完善以5G、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和引导数字基础设施在不同类型企业间共享共用，同时加快建立统一、融合、开放的工业互联网标准体系，解决数字设备集成互联问题，为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硬”支撑。

  第三，面向数据要素新价值，构建安全有序的数据供给和治理机制。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潜能，注意收集、筛选有价值的数据资源，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在保障数据安全和有效管理的前提下，建立健全数据产权制度和共享机制，合理引导各类数据资源在不同企业、产业间贯通融合，夯实数据流通交易基础，以此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同时也为数字产业化进一步深化积累宝贵资源。

  第四，面向数字人才新需求，构建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既需要能够引领数字技术创新的科研型人才，也需要熟练掌握数字技术、能够加快数字产业化的应用型人才，还需要兼备传统产业知识和数字经济技能、有助于推动产业数字化进程的复合型人才。我国现有的人才供给还难以满足突出的数字人才缺口，因此要从产学研三端共同发力，通过在职培训、在线教育、传统学校教育等方式，以校企合作为基础，加快培养满足不同类型企业需求的数字人才，为各类劳动者提供符合需要的培训课程，切实提升其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水平质量的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化的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逐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